关于笔法
中国几千年文化的传承,笔者窃以为“笔法”对于读书人的祸害是很大的。林语堂先生早就说过:“八股有法,文章无法,文章有法,便成八 股。笔法之于文学,有如教条之于教会——琐碎人之琐碎事也。”
有人写文章,写不出自己的风格,便一味的模仿前人的风格,这其实是大错特错的。因为“文如其人”,每人写文章的风格必因个人的不同而互异,倘若勉强自己去模仿某人的“笔法”,其结果只会是“邯郸学步”而已。颜之推便是很有先见的人,他怕他的子孙因为勉强作文而失掉自己的“本心”,在《颜氏家训》里边说:“但成学士,亦足为人,必乏天才,勿强操笔。”
然而这么简单的道理却少有人能够看透。
前段时间韩寒写了本书《他的国》。书中有明显的“韩式幽默”的成分,读后使人不得不惊异于他见解的独特。而另外一个“作家”将《他的国》山寨版为《我的国》,书中尽管还是有搞笑的成分,可以看出他是在尽量的模仿韩寒的“幽默”,但是读罢《我的国》总觉得书中少了《他的国》里的那种深深的讽刺,只是为了哗众取宠而已。
这就是“模仿”的失败。
古龙刚出道时所写的书也没有摆脱传统武侠小说的套子,所以名气并不是很大。但当他完成《浣花洗剑录》之后,读者便知道古龙要“浣花”要“洗剑”了。果然,后来他的《武林外史》、《绝代双骄》、《楚留香系列》、《多情剑客无情剑》、《欢乐英雄》、《陆小凤系列》无一不在体现着古龙的“求新”“求变”。倘若古龙仍然沿袭着还珠楼主、司马翎等人的风格,或许“武侠三大家”中也不会有古龙的位置,而让位给倪匡了。
这便是在“模仿”的基础上加以创新。
话归正传,“笔法”一词对于学生而言是害多于利的。
袁子才在《书茅氏八家文选》中有云:
若鹿门所讲起伏之法,吾尤以为不然。六经三传,文之主也,果谁为法哉?能为文则无法,如有法不能为文,则有法如无法,霍去病不学孙吴,但能取胜,是既去病之法也。房琯学古车战,乃至大败,是既琯无法也。文之为道,亦何异焉?
此便道出了笔法的害处。
我在书店里经常看见像《作文速写》、《作文提高法》、《教你作文》这类书籍。感觉就像是广告上说的减肥药,抽脂机一样,实则无效,但是“光顾”的人却不少。现在有些人写文章想走捷径,
就像生孩子想要生的快些一样。殊不知生孩子须怀胎十月才能生下来,若是泻痢腹痛,偏认为是分娩之期已到,强行“剖腹产”,产下的只是一滩浓血和一个“肉块”。
作文其实就像是钢针一般。若按自己的路走下去,会越用越锐利。但有人却偏要听一些所谓“专家”谈“写作之法”,实则是钢针刺这般刺那般,到头来却是越用越“圆滑”,没有“犀利”性了。
其实当一个人“爱”上某一个作家之后,行文风格便自然会向那位作家靠近,但是这并非是模仿其人的风格,而是语言特色与之相近,但是终究还是有自己的味道。像苏轼虽然学习了王羲之的书法,但是也加入了自己的风格一般。
但有的学生作文时却偏要想用谁的语言(或许有人连有的作家写作时是何风格都不清楚),或是一定要用什么结构,什么写作手法,什么表达方式,其实是不应该的。章学诚在《文史通义》中有云: 诗之有音节,文之有法度,君子以为可不学而解。如啼笑之忧收纵,歌哭之有抑扬,必揭以示人,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。
可见文章纯粹是“信手习之”,若过分拘泥于“笔法”一类,岂不是太过于“俗气”了?有“有缘木而求鱼也”之失了。
崔颢的《黄鹤楼》可谓是作的极好的。严羽的《沧浪诗话》中更是说:“唐人七言律诗,当以崔颢《黄鹤楼》为第一。”而后李白又作了《登金陵凤凰台》,大有与崔颢“较劲”之嫌。二人究竟是谁作得好,谁作的坏,这是一个争论了一千多年也未有结果的事,在此也不多提了。而李白在崔颢《黄鹤楼》的基础上,加以创新,这是毋庸置疑得了。例如崔颢“昔人已乘黄鹤去,此地空余黄鹤楼”
、“晴川历历汉阳树,芳草萋萋鹦鹉洲”。而李白“凤凰台上凤凰游,凤去台空江自流”、“三山半落青天外,一水中分白鹭洲”。乍看之下,似乎李白是在模仿崔颢,实则是李白加入了自己的风格,洗尽了崔颢“苍凉”、“萧索”、“愁苦”的气息,给人带来一种“博大”的感觉。可说是别具一格的了。
故“学人”而又不可“尽学于人”。若将之引申,则为“笔法”又不可“过分笔法”,也就是林黛玉所说的:“如果有了奇句,连平仄虚实不对,却使得的。”
归于正题。作文时追求“笔法”,就像是以前应试时讲究“八股”一样,终究会扼杀学生的想象力。
然而值得庆幸的是:学生现在只注重作文分数,对于作文本身也是看的很淡的。
所以我之言论犹似:“琐碎人神侃之废话也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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